医心记者：吕教授您好，作为CIT大会的核心成员，能否请您谈一下CIT的发展历程 ？CIT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逐步发展成了心血管盛会，请您谈谈CIT今后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吕树铮教授：中国的心脏介入是从84年开始，而国际上是从77年，中国的心脏介入学逐渐地发展起来了。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现在的冠心病介入已经达到了11万例，跟发达国家如欧洲、日本都差不多，在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排在第二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让欧美发达国家了解中国的发展动态，再者增加欧美发达国家的交流。以前我们主要是参加欧洲的PCR、美国的TCT，从中去学习心脏介入的技术。但是现在，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跟国外进行交流。什么叫交流呢？一是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新技术、新观念，二是把中国的发展情况介绍给国外同行，这就是我们CIT办会的初衷-----建立一个学术交流的窗口，跟欧美国家进行一些交流并起到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只有通过这个窗口，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让世界各国知道中国不再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但是毕竟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这时候就需要通过CIT进行普及和提高，这是CIT大会以后主要搞的工作，所以它的特色就是有大会的交流、学术的讲座还有手术的演示，从技术、观念还有思维上进行充分的交流，也为发展落后地区的年轻医生提供学习的机会，让那些没有机会走出国门的年轻医生在这里直接受到国际最著名教授的指点。

医心记者：冠脉介入发展已经有20年了，这20年来一些新技术和新器械不断的涌现，在这些新的冠脉技术得到迅速发展的时候，面临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您能否介绍一下，我们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和矛盾、怎样寻找一个平衡点，寻求它们之间的balance？

吕树铮教授：这不光是冠心病介入，任何一个科学发展都会有这样的挑战，总在发现新的问题以后，去寻找更新的技术和器械，然后去挑战新问题。当这个问题解决后，又会向下一个目标进攻。这是科学技术能够得到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会碰到很多问题，往往会走很多弯路。举个例子：我们最早发现冠心病、冠状动脉有狭窄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通过做外周血管发现可以用球囊扩张恢复血运，我们就勇敢的在冠脉内通过球囊扩张 。但是发现，有些很复杂的病变做不了，因为做完以后粥样斑块急性闭塞，就会造成生命危险或心梗。这时候就发展到是否在这些容易闭塞的部分用支架来支持，就是支架植入。支架植入冠脉后，又发现它可以产生支架血栓，随之产生一系列抗支架血栓的方法。有了支架后，手术安全性大了，但是由于内膜细胞增生、平滑肌内移，引起再狭窄。那怎么能减少这种增生和内移呢？就想到是否可以用旋切和旋磨的方法？后来发现这种减少内皮组织的方法并不能减少再狭窄反而会增加。继而就想到用治疗肿瘤的方法即放射治疗，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去研究各种各样的放射源、不同放射源的放射强度、放射时间、在冠脉内植入的方法等。后来由于药物支架的出现，这些放射治疗就基本被淘汰了。这是一个很惨痛的科学发展中必然的产物。尽管投了那么多资金、进行了那么多科研工作，药物支架的出现使放射治疗被淘汰了。现在又发现药物支架虽然使再狭窄率降低了，可是会出现新的问题如晚期血栓形成问题。我们又开始探讨如何减少晚期血栓形成，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药物载体这层polymer涂层变成可降减的甚至不要涂层，直接打孔或打槽，将药物涂在里面。这一系列的方法都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工具。而且冠心病这一块，最后一道难关就是关于完全闭塞。现在发明了越来越多的导丝以及为导丝配套服务的微导管、各种术式及技巧，增加完全闭塞病变手术的成功率。去年AHA又提出来，对没有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没有再发心绞痛的病人做血运重建，发现与不做血运重建的病人比较，他们的4年生存率差不多，于是又对心梗后开通心梗相关血管提出质疑。这些都是我们在工作中从技术和策略进行探讨。但这只是一个试验，我们需要更多的实验来证实是否真正合理。至于找平衡点，科技发展与历史发展一样，它总是在不断发展中，发展过程中产生一个螺旋性上升，当这个点到了平衡以后，它又会再上一个台阶，又去找下一个平衡点，这种发展实际上是在推动历史前进。

医心记者：去年，DES在美国TCT上及欧洲ESC上引发很大争论，这些争论可能会引导DES向新的方向发展，您能预计一下这个新的方向将是怎样的？

吕树铮教授：目前的药物支架，由于考虑到它可能会引起后期的血栓问题，所以有些人在考虑研发涂层载体可降解或没有涂层的支架，这是一个方向；还有些公司在研究，支架本身跟药物都在溶解的支架，让血管内没有任何异物。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生物体在体内都会引起不同的过敏反应，过敏反应的第一治疗原则就是让人体脱离过敏源，但是在支架这个问题上，人无法脱离过敏源。全世界现在有几百万人植入了支架，它的后期炎症反应和死亡发生率是很低的，但是为了使我们的介入手术更加安全，我们就应该研究一些更为安全的器械。尽管经过介入手术已经有这么多人获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做得更完美，就应该去追求这样更好的支架，可能会有药物它既能减少内皮增生从而减少再狭窄又能减少血管过敏或是炎性反应，减少后期血栓发生，而且还可以减少长期双重抗血小板治疗，这些可能会带给我们福音。

医心记者：据我们所知，您主持了一个冠脉介入沙龙，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面向全国心血管医生的继续教育课程，同时您又是CIT的共同主席，您觉得CIT与冠脉沙龙之间存在怎样的异同点？有哪些可以进行共通、可以合作？您对它们的合作又有那些期望和展望？

吕树铮教授：这两个会都是在冠脉介入方面的继续教育，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不同点是CIT联合了国际上著名的专家来进行讲学和手术演示，而冠心病介入沙龙基本上是以国人为主，用汉语交流，这样对更多的中国医生来说，在语言上没有障碍；第二个不同点是沙龙它有一定的参会门槛，只有每年能独立完成50例PCI的人才有资格进入沙龙，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我们要把沙龙的讨论作为一个高起点的讨论，我们的讨论是在大家有共同语言的基础上，讨论大家都听得懂谈得来的话题，在一个共同的水平上，在会上进行自由的争论，把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贡献出来。有的人可能做得不多，一年做百八十例，但是他碰到的可能是我这么多年没有碰上的，他碰到的问题就可以给我们一个警示，所以对提高我们中国的介入技术水平、缓解东西两部发展不平衡有积极作用。沙龙没有手术转播，而有更多的病例，这样可以在短短的两天会议中浓缩更多的病例，浓缩更多的经验。这两个会由于在吸收人群、办会规模上都有不同，他们是互补的关系。同时这两个会一个以讲课和手术演示以及内外交流为主，一个以大家平等争论为主，其办会宗旨是不太一样的。

医心记者：您进行了这么多年的继续教育,培养了这么多的年轻大夫，而且与国际间也进行了很多交流，您觉得我们的心血管医生与国际的差距在哪里，我们以后的走向和出路在哪里？

吕树铮教授：应该说中国心血管介入医生的工作还是比较辛苦的，但是由于教育水准的不同，培养专业医生的模式也不同，所以中国的医生在实践经验方面可能会比国外的多一些，但是在科研思维方面，可能与欧美国家的医生有一定的差距。再者，在西部不太发达的地区，发展水平受到一定影响，不像西方国家，在大医院培养后，由于竞争他必然会被淘汰，而在中国这种被淘汰的机制还没有形成，可能对中国整个医学的发展存在滞后现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医学发展相对是比较发达的，医生的水平跟欧美也是非常接近的，而在中部和相对经济落后地区，尤其是贫困的偏远山区，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医心记者：您对中国的年轻医生有哪些期望？您对中国心血管界发展及与国际间的合作及大公司间的合作有哪些期望与展望？

吕树铮教授：年轻医生的发展要一步一步来，作为一个心血管的临床医生，先要打好临床基础，现在有一部分医生，他们可能过多的将注意力集中在介入上，而没有注意临床基础问题。打好临床基础，然后再去提高介入治疗水平。有了这种治疗手段并且可以为病人治病的情况下，如果有可能可以参加一些科研，培养科研思路。至于与大公司间的合作，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医生，他才能将医学、社会学、商业结合在一起，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只有把这三个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把自己的事业和中国的医学事业做好。与国外的合作方面，我觉得单纯出去学技术，可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有好多医生已经做得很好，上这些医院去学习就已经足够了，更多的需要自己的实践。通过参加国外比较大型的如PCR、TCT等会议可以长见识；另外到外国医院去学习三个月、半年，可以学习他们的工作态度、工作经验、管理经验、科研思路、科研项目，同时提高英语水平，掌握跟欧美人进行交流的工具。现在中国的手术做得不错，有些科研也做得不错，但是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中国人还是相对少一些，可能考虑到语言不太流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医生掌握很好的英语。因为我们这一代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不可能有特别好的英语。而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机会，希望他们能珍惜。

医心记者：CIT2007马上就要开幕，可否请您对本次会议作一展望？

吕树铮教授：CIT已经办了好几期了，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成熟了，而且在海内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相信它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欧洲有个PCR，美国有个TCT，亚太地区的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澳洲都有冠心病介入的会议，但是目前为止只有日本的CCT和中国的CIT是亚太最大的心脏介入会议，在亚洲也是最有影响的。今年日本的CCT会议不办了，所以CIT应该是07年亚洲最大的国际性的心脏介入会议，我也相信它会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