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寻“东渡”航标

——中日友好介入性心脏病学论坛一席谈

文/ 康瑞

    中日友好介入性心脏病学论坛是CIT 2011 的新增内容，也是最大亮点之一。如同1200 年前鉴真东渡一样，阜外医院的颜红兵教授早年留学日本，作为这一论坛的负责人他介绍说：“建立这个论坛的目的是促进中日两国介入医生的相互交流、合作和学习。日本医生多年来在介入领域，尤其是CTO 技术上的不懈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实际上，无论是鉴真东渡带去日本的盛唐文明还是丹波家族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贡献，中日两国在医学上的交流从未停止。日本的文化与中国一脉相承极为近似，虽经上千年的岁月而仍未改变。在如此相似的文化背景下，中日两国介入医生的交流会更加顺畅。

    医心：颜教授您好，首先，您作为这次中日论坛的负责人，能否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第一届中日友好介入性心脏病学论坛的基本内容和建立这一论坛的目的，它会为中日两国同行的交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颜红兵教授：中日友好介入性心脏病学论坛是本届CIT的新增内容之一，主要目的是促进中日两国介入医生的相互交流、合作和学习。尤其是日本医生多年来在CTO 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发表了很多好的文章，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因此，这次论坛的主要内容是中日两国医生就复杂病变问题在学术研究和手术演示方面进行讨论，从而提高中国心血管介入治疗的水平。

    医心：您早年留学日本，了解中日两国的医学特色，您认为中日两国的介入医生或学科发展各自有哪些优点是值得对方汲取的？

    颜红兵教授：我于1993 年1 月到1994 年12 月在滨松医科大学攻读了日本政府奖学金研究生。在此期间，我感觉中日两国的医学发展模式各不相同，日本的医院通常规模不会很大，一般在600 张病床左右。但是，日本医生的工作非常认真和仔细，这方面是值得中国医生学习的。日本早期的医学模式主要是学习德国，二战之后则主要学习美国。因此，在学术研究方面日本与美国联系十分广泛。比如，我所在的滨松医科大学的讲师如果要晋升副教授则必须至少有10个月左右的留美经历，在美国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他们长期遵循这一惯例，所以日本中青年医生进步速度很快。可以看到，在全世界非英语国家学者发表的英文文章中，日本学者的文章最多，这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

    就介入医生和学科而言，比较中日两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介入医生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手术量很大。而日本近几年介入手术数量呈平稳状态，且介入医生的比例相对较多，工业化水平较高，医生的很多想法能够被医疗器械公司接受，促进了心血管介入治疗的发展。比如CTO 病变的处理方面，日本医生有很多规格的导丝可选择，从研制到临床应用的周期也非常短。而我们在这方面与日本相比还要相对滞后，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另一方面，日本大学和附属医院都非常注重基础研究。当然，这是中日两国医院管理体制所决定的。我想，我国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还是应该临床与科研并举，而不是过于偏重基础研究。我们的研究要符合国情，由于人力财力较为有限，我们的大部分研究应该着眼于回答临床问题。

    医心：您认为中日两国在介入心脏病学的发展上有哪些方面可能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有可能以什么形式进行？

    颜红兵教授：中日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主要还是集中在冠心病治疗方面，尤其是CTO 技术方面。多年来，日本医生在逆向导丝技术上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佳绩，非常值得中国医生认真学习。合作的形式无非是“走出去”和“请进来”两种，所谓“走出去”就是派出更多的中青年医生到日本接受培训，学习先进技术和理念。“请进来”则是我们要更多地请日本专家到中国来，手把手地指导中国青年医生做手术。当然，也还可以有更多学术方面的交流。

    医心：您如何看待日本介入的所谓“两个极端”（也就是极端小侵入和极端激进的手术治疗）现象？您认为这会对中国介入医生有所启发吗？

    颜红兵教授：关于第一个“极端”可以理解为大家希望微创技术更加微创，我想这不仅仅是日本，也是全世界介入医学发展的方向。例如，现在对CTO 病变处理上，由于器械局限，如果选择桡动脉路径还是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尽管器械口径已经大大缩小，但操作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即使是日本医生遇到这种情况，也会选择股动脉路径进行穿刺。

    关于“极端的激进治疗”，我想是因为日本医生很少建议冠心病患者选择CABG，这可能与文化背景有关，也可能和日本心脏外科与介入治疗相比发展相对滞后有关。而说到启发，我认为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器械向无创化和小型化发展是方向，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过度追求无创则可能错误选择治疗方案，对中国医生来讲，我们应该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医生水平以及医院条件和患者情况做出科学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