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心脏病学大会（WCC）莅临中国 几位中国医生眼中的WCC

    荀大夫坐在宽敞明亮的北京地铁8号线上，周围5个座都空着。后天的上午九点，她就将在世界心脏病学大会（WCC）上做人生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的报告。她一方面希望会场别象8号线地铁上的人这么少，但也担心人多的话，自己会紧张。

    荀大夫已经大学毕业10年，刚刚通过了博士答辩，这次将要讲演的内容就是她的博士论文。在她工作的科室，还没有人在国际会上，面对全部是老外的听众，用全英文做演讲。她脑海里也浮现了报纸上有关某某专家在国际会上报告的新闻，既兴奋又忐忑不安。

    WCC上举办了纪念吴英恺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专场。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吴兆苏教授介绍，上世纪70年代，吴英恺不顾70岁高龄，在中国率先开展心血管流行病学和人群防治研究，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心血管流行病学和人群防治研究室。吴英恺院士常说：“如果看的患者越来越多，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好医生。”如果按照这一说法，中国的好医生为数不多。因为在WCC上众多专家提及的就是，中国心血管病发病的严峻形势。

    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赵冬教授表示，像她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亲眼目睹了中国的经济和疾病的快速变化。根据赵冬教授和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顾东风教授的研究，未来20年内，仅人口增长和老龄化问题就会使心血管病事件的发生率上升50%以上；根据目前的血压、总胆固醇和糖尿病呈上升趋势和主动吸烟呈下降趋势的现状，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将再额外增加23%；从2010年到2030年，中国的心血管病患者将增加2130万，心血管病死亡人数将增加770万。印证了吴英恺院士所言：“高明的医生首先是防病，然后是治病。”

    胡大一教授说，以医院为基础，临床流行病和临床科室密切合作，整合成一支团队，这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面临心血管病发病如此严峻的形势，当今时代仅仅凭临床流行病学家和临床医生能否浪遏飞舟？中国人能否还有当年修红旗渠的精神做好我国卫生保健的防控事业？

    来自北京大兴医院的梁峰医生老家是山西，平素说话就有山西口音，当天一大早五点从北京的南五环“大吊角儿”来到北四环外的WCC举办地国家会议中心，他将汇报一项研究。 “WCC上的英语真是天南地北，好多听不明白，但这次我要讲的是山西味儿的英语。”

    英语显然是一个问题，在一个论坛上，安排第一位出场演讲的是一个中国专家，虽然标明这是一个英语论坛，但他却用中文讲演，台下的外宾直摇头。好在他的幻灯是英文的，外宾知道他的演讲内容。主持的外宾好容易听他讲完了，进到问答环节，现场一名听众也用中文提问，讲者和提问者旁若无人的对白让外宾彻底不知所措。

    在另一个会场上，一个中国讲者用英文报告后，现场一名来自美国的医生问了一个有关肿瘤坏死因子a（TNFa）的问题，但这名中国讲者在对方多次重复之后仍听不明白，现场主持的是来自香港的蒋忠想教授说，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不会用中文表达。最后，提问者只好作罢。

    当然，母语为非英语的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一个日本医生把所有幻灯的备注打印下来，一边翻幻灯，一边照着备注页念，尽管发音很不标准，但准备的非常充分。

    来自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刘大夫在会前曾向医院申请参加此次大会，但院方认为4千多元钱的注册费太贵。刘大夫在美国留学过一年，知道这是国际会议的标准，也没有申辩，最后自己筹了钱，她觉得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因为还有几个美国的老师来中国，3年没见面，一定要见一面，尽地主之谊。此外，她还把自己在301医院内分泌科进修的妹妹，以及同样是搞医的父母一起带来见见世面。

    有些中国医生没有注册，来到大会会场入口被保安拦住了。以往中国的会议对于进入会场管理并不紧，这次相对严格。

    其实关于注册费，若提前半年注册的话，约1400元人民币。组委会介绍，因为在中国举办，入选了较多的中国的论文，怕有讲者担心费用，即使投稿被选，发言也来不了。在会前两三个月时曾通知讲者，若有费用问题，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将负担讲者的注册费。但还有可能因为路费和食宿费用的问题没有参加会议。

    北京大医院的医生参会一般比较方便，有些医院主任分别有两家公司替其注册，不得不分一个名额给其他医生。而想进会场而没有注册的医生自然也有办法，他们通过内应把已进去参会代表的胸牌再拿出来，能够顺利进去，之后就畅通无阻，各个会场都能进去。其实，国外很多会议在进入每个论坛会场都会扫面胸卡上的条码，用以统计各个论坛的听众量，以便做出改进。

    一名中国专家在与会期间向组委会投诉，说通知他在会上有一个演讲，但他费了很大力气准备好后，到场会发现这个论坛被取消了。对此，组委会解释，这是因为在发出邀请后，如果没有反馈，就默认为被邀请者不同意，要么更换邀请对象，要么更换讲题，而且所有信件都有备份，可以查阅邀请信和反馈。

    一名中方组委会成员说，会议组织过程中，是按照国际惯例来的，不会照顾某些人，即使是知名专家。

    荀大夫对WCC事先的沟通工作可能有较深的体会。当初她的报告的文章在投到WCC后，其全文被一个杂志接受，关于最后文章发表的问题，曾与组委会反复沟通，来往二十多封信件，最终组委会同意其做报告，但因已全文发表，文章摘要并没有发表在大会官方的《Circulation》杂志上。

    荀大夫出了地铁，就是美丽的奥林匹克体育公园，周围人很少，远没有当年开奥运会时的喧嚣和热闹，甚至周围麻雀的鸣叫都一清二楚。她拿出电话给他的师兄打了个电话。她的师兄替她在WCC上投了稿，稿件被接受为口头发言后，又帮她修改了幻灯。荀大夫想约师兄一定要现场助阵，而此时她的师兄正在去取WCC上要张贴的学术壁报（poster）。

    胡大一教授很早就到了会场，因为他的一名学生将在一个大会场进行报告。会议在八点三十召开，但开会前2分钟时，能容纳千人的会场还不到10人。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教授与胡教授开玩笑地说，“开会的代表都去了长城？”胡教授一边与他寒暄，一边发短信催促学生赶快到会场。

    胡教授来此会场，一是要为自己的学生助阵，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昨晚WCC组委会向他报告，第一天口头报告（Oral presentation）论坛上，有很多讲者缺席。WCC组委会显然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与国内会议不同，WCC并不统计讲者和论坛主席的到场情况。组委会发现这一情况后，赶忙在第二天向各个论坛的服务人员下达命令，做好统计工作。胡教授也早早到各会场，看一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当天会场共安排了五个报告中，第二场和第三场是中国代表报告，胡教授的学生安排在第三场。结果第二场中国专家没有到场，其他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讲者则提前进行了报告，第五位的韩国讲者因此“迟到”，因为他在其他会场有发言。胡教授说，“欧美讲者比较守规矩，看来问题出在中国讲者身上。”

    学生按时到场，胡教授也就放心了，他的学生在演讲前，显然做了一定的功课，英文报告很流利，但在问答环节出了一定的小问题。主持这个会议的是一个法国专家，讲英文有点口音，第一个问题没有听清楚，胡教授在台下着急地大声提示，“他问的是院前溶栓！”除此之外，对于其他的几个问题，他的学生回答的还算比较到位。

    听完学生的讲演，胡教授匆匆赶往其他会场。中午得到消息，当天口头报告论坛，有一定数量的中国讲着缺席。

    梁峰医生听了两天国际性大会的英文讲座，和碰到的同学、同事聊着彼此的参会感受。你一言我一语，“国内有哪些专家在会上讲座？”“你都参加了哪些场？”“会议太大，真的听不过来。

    阜外心血管医院杨跃进教授行色匆匆。在从转化医学大会赶去WCC主持一个论坛时，遇到他的一个学生，学生告诉他自己在WCC上有一个论文宣读。杨教授对他说，”在会议上发表摘要的门槛较低，我们现在需要把全文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上。“话虽这么说，他还是认为年青人多与国外交流，他用科研经费为他的研究生都注册此次大会。

    杨教授主持的论坛是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与中华医学会联合主办的GAP-CCBC（Guideline And Practice：Clinical Case-Based Conference）论坛，即是通过临床病例研讨会的方式弥补指南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开幕式上，杨教授说，中国和国外的交流越来越深入，GAP-CCBC虽然召集两岸四地的专家分享临床病例，但台湾医生在美国接受培训的多，香港医生受英国医疗的影响大，大陆医生在多个国家都有培训经历。这次是WCC会议，GAP也可以解释为全球（Global）和个体化（Personalized），这是全球医生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GAP-CCBC论坛上，来自安徽的周炳风医生报告了一例安定治疗电风暴的病例之后，现场又有两位医生发言，称自己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也是用安定治疗有效，杨教授建议可以联合写一篇文章，总结这几个病例的特点，为基层医生缺乏b阻滞剂和胺碘酮等药物时提供一种替代方法。同仁医院的卢长林教授则提醒周炳风医生，个人经验固然重要，但分析问题的方法也许更重要，要走向世界，需要知道从别人的视角是怎样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学术研究一定要注意从人群中、从全球范围内、从过去和当时最新的学术进展中获取最新的信息。

    杨跃进教授一方面担忧中国的研究没有特色，人云亦云。就像WCC开幕式上中国民族歌舞剧团演的节目，外宾都很喜欢，这是因为演出有特色。中国研究一定要针对中国的国情，针对医院的实际情况，考虑优先发展领域，强调自身需求，按照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是危险的。另一方面的担忧是，老专家的临床经验要传承下来，因为有些年轻医生过分注重医学技术，而忽略了理论知识的学习，临床思维的培养以及临床经验的积累。他把全国各地知名的老专家都纳入到海医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会中来，为的就是加强临床经验的传承。他认为中国医生要“上着天，下着地。”上着天是部分大医院要与国际先进水平看齐，下着地就是广大的临床医生要看好病，会看病。

    GAP-CCBC论坛上，听众中坐着爱思唯尔中国医学网站的负责人罗安妮女士，她听完GAP-CCBC的病例讨论与点评后，认为太精彩了。会后邀请杨跃进教授担任爱思唯尔中国医学网站的指导委员会主席，并请求杨教授将该论坛的内容做成视频放到网上，以使更多的医生能够学习，杨教授欣然应允。杨教授邀请罗女士参加了另一个会议，在那里，杨教授的很多研究生都在。杨教授说，现在的年轻医生，往往拿起来导管，放下了笔杆子，一定要让他们加强文字写作的功底。

    荀大夫就在约旦厅报告，荀大夫的师兄赶到约旦厅时刚9:30分。但由于有讲者缺席，荀大夫已经报告，正在与两个外宾交流。

    与她交谈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医生，显然对荀大夫讲的东西很感兴趣，要与荀大夫交换名片，但荀大夫缺乏准备，自己没有印制名片，只接了加拿大这名医生的名片。这名加拿大医生的父亲出生于香港，他则出生于加拿大，不会说汉语。荀大夫介绍，在中国，当一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就诊时，从确诊到签署急诊介入治疗同意书的平均时间高达50分钟。他告诉荀大夫在加拿大仅需2分钟，根本不需要等待家属。荀大夫向他解释，中国还有很多社会问题影响疾病的救治，比如医患不信任，在做解释工作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荀大夫的论文在毕业答辩时有几个专家认为她的论文没有社会意义，而她当时回答说，我们每天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一定正确，肯定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这次与外宾交流后，荀大夫有了自信。

    来自北京垂杨柳医院的皮林医生在汇报完中国心血管急救现状后，回到座位上刚要向同事问自己的表现如何时，现场围过来几名外宾，包括新加坡、加拿大和美国等医生，一位巴西的外宾甚至要求皮大夫带他去医院参观；一位日本医生甚至问她为什么北京有些心肌梗死患者发病后会因为担心费用问题而不呼叫救护车；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急诊医生问中国的心肺复苏有什么借鉴经验。

    但是会议上更多的交流则是来自外宾之间。在有些论坛上，即使是仅有十几个听众，在话筒前等待提问的外宾也排着队等待提问，却鲜见中国医生。最后一天，一位美国医生在去机场前还在抓紧时间去赶到非洲论坛，就一个有关非裔美国人的问题请教了讲者后，匆匆拉着行李箱和同事赶往机场。在会场外面，三五成群交流的也是外宾较多。

    交流是诚挚的。一位中国医生向一位叫Laura Hayman的讲者提问，“为什么中国人在与美国人相似的肥胖程度下，心血管危险更高。”Hayman在回答后，看到中国医生似乎不明白，马上递给一张名片，中国医生看完名片才知道，这位原是麻省大学护理学院的院长。

    来自深圳的刘大夫在WCC会议的最后一天去了鸟巢，并把她在鸟巢拍摄的照片放到了博客上。照片上，刘大夫笑靥如花，背景是鸟巢空空荡荡的体育场。

    刘大夫从美国回来，她说在国外已经放弃摩天高楼这种类型的建筑，中国正试图建造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证明自己站在全球领先的位置。这就有点像胡大一教授所言，尽管中国实施了大量心血管疾病的内科外科治疗手段，但是心血管疾病依旧呈高速增长态势。同样，在美国药物洗脱支架（DES）应用率越来越低时，中国DES使用已经达到了95%以上。

    在外宾惊诧于中国心血管病流行的严峻形势时，也会惊诧于中国医生炫耀大型医院动辄1年5000例以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这可能与中国崛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有着有关崛起野心的不自信的身份焦虑，还没有找到内心的强大支撑，同时还需要一个类似鸟巢这样的巨型标志，好让自己进入主流的位置。

    虽然中国心血管流行病学家展示了中国流行病学的现状，但外宾并没有听到中国要怎样应对，就像奥运会上，我们可以在个人项目上能够拿金牌，但团体项目依旧差距巨大。因为应对中国心血管病流行，保卫公众健康，显然不是几个专家，几所医院能完成的任务。

    本届WCC有大量有关都市化、空气污染、膳食策略、控烟、城市健康、温度与心血管病等内容报告。这在中国的医学论坛上，大概看不到这样的节目。因为我们的传统一贯是功利的，而这些问题的思考，不论怎么讲，都不会有看得见的效益。

    健康本是一个针对人的生理学概念，但随着人类对客观事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活动也应用了健康的概念。健康理念逐渐从医学生物学等学科向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和系统学等领域逐渐渗透，如土地健康和河流健康，甚至国家健康。如大会上讨论饮食健康时，有外宾现场提问，提倡新鲜的鱼有益于心血管健康，那么中国90%的河流污染，怎么能吃鱼呢？隐性指出，维护河流健康就是维护人类健康，也鼓励中国应该使用包含生态系统健康和人类健康为指标来衡量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片面使用GDP。

    在会场过道的走廊上，组委会几名成员翻阅着这几天的《每日新闻》。

    WCC不只是医生的舞台，拜耳公司还组织了一场媒体研讨会，邀请了韩国、日本、东南亚和大陆的记者。由于媒体是敏感领域，拜耳公司在会前与中方讲者就提纲反复沟通，最终认为提高公众的健康认知能力（health literacy），即健康素养，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必由之路。根据美国《Healthy People 2010》的定义健康认知能力是“获取、处理、理解基本的保健信息和服务并能依其进行合理的保健决策的能力。”

    虽然张悟本现象不是媒体研讨会讨论的重点，这个问题却不能回避。大多数记者认同，获取对中国公众健康有益的信息是中国记者迫切提高的方面。记者应当是信息的守门人，通过批判性阅读识别和吸收信息是记者的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其实，组委会在讨论本次大会的《每日新闻》时，也发现了中国记者在信息获取能力的欠缺。

    在AHA、ACC和ESC等国际会议上，中国医生在国外医学新闻网站上能够获取大量的会议信息，如大规模研究的发布和会议热点等等，而从本次《每日新闻》上却没见到在WCC上发表的重量级的研究。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在WCC本次的官方网站上，赫然列着三页22个新闻。ESC和AHA的官方网站上也都有WCC的新闻。

    最重要的研究可能就是INTERSTROKE研究，该研究在6月18日的《柳叶刀》杂志同步发表。但与中国医生很熟悉的INTERHEART研究结果不同，预防脑卒中的措施非常简单，控制血压就可以有很大的作用。血压、吸烟、腹部肥胖、饮食因素和体力活动少这几项因素可解释90%的脑卒中。

    INTERHEART研究是加拿大Salim Yusuf教授进行，因胡大一教授在全国的宣传，中国医生很熟悉。这次Salim Yusuf教授也初步报告了一项研究，这项名为PURE的研究共入选17个国家超过15人年龄35～70岁的城市和农村居民。这项研究发现，中国心血管死因占26.7%，癌症死亡占19.9%。

    另一项重要研究提示，在中国女性中，约三分之一的女性不相信吸烟或缺乏体育锻炼会使女性发生心脏病和卒中的风险大大提升；约4成女性（36%）并未意识到饮食不当会增加女性罹患心脏病和卒中的风险；只有一成女性（10%）把心脏病视为首要的健康问题。

    中国会议众多，往往场面壮观，专家云集，官员影从，但为何在公众的影响甚微？因为几乎所有的会议都是专家的论坛，媒体没有报道，公众也不能了解医学专家们正在进行的活动。而伪学者就是利用了公众的好奇和迷茫，因为公众却听不到更科学的声音，就拿伪学者当科学了。这一次，媒体又失位了。

    当然科学家说事儿的技能也需要提高。在ACC论坛上，Henry Solomon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史上最早的临床试验。研究设计者是一位国王，国王认为咖啡有毒，为了验证，找了两名杀人犯来验证这一理论，国王让两人一个喝茶，另一个喝咖啡，终点事件就是看谁先死，国王还非常负责地派两位御医每天去核实。结果令人捧腹，派去的两位御医比两位犯人死的还早，更雷人的是国王竟然被谋杀了，可两位杀人犯还健康如初，其中喝茶的那位活了83岁才撒手人寰。在场的观众听完后无不莞尔。

    由于是大会的最后一天，荀大夫从会场大厅里走过的时候，大幅的宣传画已经更换了，由一个骑自行车的幸福的中国妇女变成了神采奕奕的阿拉伯男子。下一届2012 WCC将在迪拜举行，迪拜酋长曾说，“国家的正确发展与前进，不可能凭空实现，而是要通过为社会、国家和民族付出不懈的努力来实现。”

    走出会场，耳畔立即聆听到从奥体公园传来的2008年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的旋律，这让荀大夫无比亲切，又有些感伤。她当年是射箭馆的奥运志愿者，但现在射箭馆已经拆除。

    又将返回忙碌的临床工作，面对越来越多的冠心病患者。科室里没有人讲英语，不在晋升的时候也没有人讲科研，在繁忙的工作中还能不能有人带领着自己进行科学研究，她心里没谱。

    当年，她是奥运会是志愿者，而在心血管医生的舞台WCC，她是个运动员。奥运会举办时，中国在是全民大狂欢，但WCC，能说是中国心血管医生的大联欢吗？

    文章来源：医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