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人数也出现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据今年8月发布的《中国心血管报告2013》，我国仅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已达2.9亿，高血压患病人数达2.7亿，且在未来十年，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仍将快速增长。面对慢病对家庭、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公共卫生资源带来的巨大负担，近年来国家也开始积极调整有关慢病防控的具体策略，做出了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特征、我国社会结构特点、人民生活习惯等相结合的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防控举措。其中，2012年5月卫生部联合15部门出台的《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中，明确了政府在慢性病防控中的主导作用，提倡以社区为基础，重心下沉的策略，本着以预防为重点，防治结合的原则，以期实现提高疾病知晓率、控制率等目标。本届长城会上，“医心”有幸对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北大医学部乔治健康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武阳丰教授进行了采访，就社区卫生服务在中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管理中的影响进行了一些深入的了解。

武阳丰教授于长城会接受医心专访

社区卫生服务之于慢病防治——“更接地气”

在谈到社区卫生服务在慢病防控工作中究竟起到哪些优势性作用时，武阳丰教授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病因及疾病特征。他指出，一方面，慢性疾病并非一种疾病，而是一组疾病的统称，其并非字面所直观理解的“发病慢”，恰恰相反，有些慢病发作起来可以是突如其来，对患者生命造成极大威胁，例如急性心肌梗死等。因此，事实上，慢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指致病到发病的这一时间过程较长。例如，吸烟或导致癌症、心肌梗死等疾病，但吸烟这一危险因素导致以上疾病的突然发作，时间或需要经过10年、20年，甚至是30年的累积；另一方面，慢病之所以称之为“慢”，是指该类疾病一旦发病，几乎无法治愈，会伴随患者终生。但是，人类又未因此就感到完全绝望，这是因为目前有足够的证据与研究结果显示，在合理的治疗策略下，人类可以实现带病生存，且存活良好，有些甚至不影响寿命与生活质量，这也使“控制”成为了对抗该类疾病的主要策略之一；除此之外，慢性疾病并非由一个危险因素导致，而是由多种病因所致。多种病因最大的“弊端”即是使其病因变得十分隐蔽，使防治难度大大增加。其中首要的一个表现即是老百姓在病因认识上的不足，由此降低了预防和治疗的意识。

基于以上慢病的特征，武教授认为，随着国家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深入进行，社区卫生服务建设正逐渐在慢病防控工作中体现出一定的优势作用。其中最大的优势之一即是社区卫生服务贴近百姓，让治疗变“被动”为“主动”。之所以这样说，与以上慢病特征及激增的发病率不无关系，可以说，慢病现已成为一种常见病，导致老百姓对其感知度下降，因此主动就医意识随之大大降低。而社区卫生服务正是有针对性地建立在社区里的医疗服务机构，其可以采取大医院无法做到的方式为患者提供服务，例如家庭病房、家庭访视等，这在主要以等待患者上门的大医院来讲是不可能实现的工作模式。社区医疗机构能够做到主动出击，拉近医患距离，甚至建立熟人、朋友关系，掌握患者一手资料，这对慢病防控工作的开展意义重大。

此外，社区卫生服务是医疗资源的有效补充。武教授指出，尽管目前国内大医院数量不少，但是医生与人口比例的匹配度还是不尽如人意，另外，限于医疗成本等原因，尚无法大力全面普及大型医疗中心的建设，这一现状显然无法应对我国慢病患病人数的激增态势。除心血管疾病外，我国糖尿病、高血压患病人数也已上亿，让这些患者全部去大医院就诊并不现实，这也是过去几十年我国高血压控制率非常低的原因之一，而这势必又将成为导致心血管疾病、卒中发生率增加的重要危险因素。

那么，如何改善医疗资源过渡集中于大医院从而无法惠及更广泛的患者群这一现状？社区卫生服务的力量无疑是重要的资源补充。据武教授介绍，事实上，我国目前社区诊所与医生的数量还是非常之多的。这得益于国家自1997年开始发起建立新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号召，武教授认为，“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走得非常正确的一条道路”。此后的一系列相关政策也使慢病防控工作逐渐彰显成效。2000年前后，国家进而开始号召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从过去的大医院专科医生手里下放到社区医疗机构；到2009年，我国建立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国家明确地给予社区卫生服务资金支持，要求其筛查管理社区内糖尿病与高血压患者人群，该举措同样意义深远。武教授强调，随着近几年这一工作的持续推进，其将对我国开展下一步控制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发病率的工作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而这种更贴近百姓、医疗资源重心下沉的服务模式也必将对提高百姓慢病防治意识起到良性循环作用，并最终逐渐转变患者被动就医的思维模式。

社区卫生服务之于慢病防治——尚存空间

“当然，任何医疗体系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在中国特殊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下，社区以及农村这样的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还亟待进一步的完善。”在谈到未来社区卫生服务发展中面临的挑战时，武教授如是说。

他直言，“未来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挑战也非常大，”并指出，这其中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即是来自人们以往普遍认为的基层医院在资源、医疗条件及行医能力方面的欠缺，而不愿意前往就诊的思想。武教授解释，目前许多社区医院、农村医疗机构中的人员构成、来源方式确实仍然十分老旧，一些偏远地区甚至还是由以往所谓的“赤脚医生”发展而来，这必然大大降低了百姓对社区、农村卫生服务的信任度。此外，加之我国一直以来的二元化社会结构，导致城乡医疗服务本就在资源、诊疗技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城市远远优于农村，这也是导致农村近年来在慢病的上升势头比城市更猛的原因之一。而这种不均衡所导致的对抗力量不足，在未来几年，会使农村出现比城市更多的问题。为此，武教授也呼吁，下一步还应大力加强农村、县镇、村卫生服务的建设。欣慰的是，针对这一现状，国家目前也在积极调整政策，例如增加基层医疗服务报销比例就是其中重要的政策之一，且收效不错，现在许多县医院已经能够吸引大量的当地患者，一些政策实行较好的地方，其乡镇医疗也逐渐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武教授再次强调，“医疗卫生体系的长期良性发展，需要有政策的扶植，更需持续培养和纳入有能力与素质的从业人员”。目前基层医疗卫生的人员大多未受到过专业化、系统的教育，其服务能力必然差强人意，即便现在许多基层医院有能力配备较先进的器械、药品资源，但是没有专业的新鲜血液注入，仍然无法吸引患者。为此，武教授认为，下一步仍然要通过改革，从国家层面在政策上给予人员培养以大力支持，制定好的福利待遇政策，让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变成有吸引力的地方，使有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人员自觉自愿到基层工作，成为同样值得尊重和信任的医生群体，最终吸引老百姓主动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就医。

电子医疗——社区卫生服务与慢病防治的新桥梁？

在谈到本届长城会主题之一的“电子医疗”将对社区卫生服务与慢病防治起到哪些作用时，武教授认为，电子医疗在健康管理层面无疑将是非常有前景的新事物。但是，对于医疗（尤其是治疗方面），其与健康管理是两个概念，前者会涉及到很大的责任问题，因此，对于治疗，电子医疗或许更是一种辅助手段。他指出，“医疗服务的核心始终是人，其是以人为中心的系统。电子医疗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在临床治疗中，患者更需要可信赖的医生给予他们解读电子数据，去及时与他们沟通并给予及时诊治。网络可以帮助缩短患者与医生之间的距离与时间，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哪些疾病是无需患者与医生见面的情况下可以解决的，哪些不能解决，这个是利用电子医疗的关键意义之一。” 但是，武教授同时认为，作为医师，应抱着积极的态度，在目前的基础上不断参与完善电子医疗发展。而他也强调，这背后更加重要的一定是政策与法律的支持，其中法律的监管非常的重要，对于网络与电子医疗中涉及的数据、概念等是否有依据、是否属实，都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管。

慢病防控需要多机构的协作

慢病防治工作是一个长期持久的“战役”，其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包括政府支持、人员培养、新技术的辅助以及领域内不同机构的协作。而身兼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健康研究所名誉所长的武阳丰教授，对此更加深有感触。武教授多年来一直参与我国慢病防治研究工作，在参与基层调研、与政府交流等工作之外，他也强调了研究机构的重要性。为此，我们也有幸向武教授了解到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健康研究所在参与我国慢病防治工作中起到的一些影响作用。

武教授介绍，作为一个研究机构，乔治研究所本身的任务并不是去制定政策，其与广泛宣传医学知识的行业大会也不一样。事实上，乔治研究所是产生科学知识的机构，而慢病预防与控制研究就是其中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研究所以期通过类似长城会这样的平台，通过与政府的合作与交流，把这些科学知识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其使命是希望通过高质量的科学研究，获取高质量的科学证据，以便用科学研究的数据和结果来说话，用其来指导政策的开发，以及教育大众，让老百姓和政府真正理解科学是什么，以此为国家的行动和防治计划以及资金的投入做出科学的依据，这也就是时下所提倡的走循证决策道路的实例。最后，武教授也希望，乔治健康研究所能在推动循证决策的道路上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文/池晓宇 医心编辑部

来源于：《医心评论》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