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伟教授介绍，就糖尿病诊断而言，除了之前的空腹血糖（≥126 mg/dl）和餐后2 h血糖（≥200 mg/dl）标准外，声明中把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升高（≥6.5%）也列入了诊断标准。这在中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HbA1c在国内没有标准化，各地的测定方法不一，必然会导致诊断误差；二是HbA1c测定与血糖测定相比花费较高，目前在中国普遍应用还不能成为现实，可能只适合作为血糖诊断之余的补充。李教授指出，以上应该代表了中国大多数糖尿病专家的意见，而且新版声明中也没有把HbA1c测定作为唯一诊断标准，只是与血糖测定并列。

关于糖尿病前期的诊断更加复杂。与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反复抽血测定空腹血糖相比，HbA1c测定显然更方便。在经济发达国家，人力成本较高，比较适合通过更简便的HbA1c测定进行糖尿病前期的诊断，但在中国不太现实。空腹血糖测定花费较少，约70%的糖尿病前期人群能够通过此方法筛选出来；2 h血糖测定筛查敏感性更高，但花费也较高，出于科研目的可以进行，但作为大规模普查成本太高。然而，无论如何，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是十分重要的，否则无法进行预防。所以，只要有条件，无论用任何方法，在糖尿病高危人群中进行筛查是必须做的。大庆研究表明，若对糖尿病前期人群不加干预，67%会在6年内发展为糖尿病。李教授强调，及时筛查出糖尿病前期人群并进行干预，是降低糖尿病发病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最关键的问题。

李教授指出，糖尿病本身不只是高血糖的问题，对人类最大的危害是死亡。大庆研究23年随访表明，筛查出的最轻微糖尿病患者在23年间的死亡率为56%，几乎是血糖正常者的3倍；在这些死亡中，CVD引起的死亡占半数。除死亡外，CVD“致残”率也很高，患者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医疗花费增加。

关于降糖，声明把HbA1c＜7%作为降糖目标，因为几项大型临床试验都没有得到HbA1c降至6.5%以下有更多心血管获益的证据。但是，新指南中提到的“不再把降糖作为CVD预防的主要目标”，李教授持反对态度，他认为降糖仍是主要目标之一。高血糖是导致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现在的许多临床研究，持续时间一般在5年，长者也不过10年。在不足10年的研究期间，往往短时间内就能观察到降压、降脂治疗的获益，但降糖治疗有所不同。目前世界范围内普遍的观点是，降糖治疗的心血管获益较缓，需要以每10年计数。所以，在＜10年的研究中，虽然基本看不到降糖的心血管获益，但并不代表降糖真的对心血管无益。由于现在许多研究的局限性，入选人群多为老年、糖尿病病程长的心血管病极高危人群，往往动脉粥样硬化已经很严重，很难靠单纯降糖降低死亡。综上，李教授认为，降糖仍然是预防糖尿病CVD并发症的主要目标之一，目前的临床试验需要更多时间来观察降糖的心血管获益、需要更早期对人群进行干预（the earlier， the better）。

关于降压，李教授认同降压目标由130/80 mmHg调整到140/90 mmHg。这是因为糖尿病合并CVD的患者多是老年人，血压控制太低反而可能对脑、肾等重要器官供血无益。有研究证实，把血压降至130/80 mmHg确实能够减少卒中发病率，但对包括死亡在内的其他观察指标无益。

进行他汀治疗的重要性毋庸置疑。AHA/美国心脏病学会（ACC）指南不再划定降低胆固醇的具体目标值，但建议有CVD风险者至少服用中等剂量他汀治疗。但是，获益多不代表可以忽略副作用。国外许多专家不太重视他汀治疗带来的严重肝损害、肌肉溶解等副作用，中国目前主张他汀治疗，但必须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积极应用。

生活方式干预十分重要。李教授介绍，大庆研究随访23年证实了生活方式干预的心血管获益。目前许多专家认为，包括降压在内的许多治疗要回归“上游”，即重视生活方式改变。因为高血压、高血脂等危险因素多源于肥胖，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Look AHEAD研究证明，生活方式干预不能减少心血管事件发生，但该研究是在极肥胖的人群中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引起的体重降低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导致以上试验结果的最主要原因。即使如此，生活方式干预还是减少了糖尿病患者的用药，使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最新分析认为，Look AHEAD研究结果是积极的，强调生活方式干预的重要性，这可能恰恰是临床医生容易忽视的问题。

综上，李教授认为，声明中大部分内容可以认同，但有些地方需要中国医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能盲目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