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眼前这位年逾70 的老人，谈吐温和，温文尔雅。在和老人聊天的过程，从他谈及的大家庭到他家里的宠物，不难让人感到这是一位正在享受着幸福晚年的美国老人，而当谈及曾经甚至现在仍在积极投身的事业，他丰富的从业经历以及渊博的视野和睿智的言语又不禁让人对这位长者心生诸多敬重。他，就是前美国强生公司介入医疗器械事业部的总裁Marvin L. Woodall 先生。在长达37 年的强生公司任期内，他所发起并带领研发和生产的许多具划时代意义的医疗器械产品至今仍在医疗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就包括了目前在心血管疾病治疗领域有代表性的支架产品。退休后的Marvin 先生目前仍身兼数职，为推动全球的介入治疗器械研究及开发、领域拓展及国际多学科合作等做着积极的工作。目前还担任中国介入心脏病学大会（CIT）国外主席团成员的Marvin 先生，早在CIT 大会成立初期就参与到促进国际心血管疾病领域间合作的工作中，在2013 年CIT 大会迈向下一个新10 年的开端之际，《医心评论》荣幸地邀请到Marvin 先生接受我刊的专访，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睿智的长者。

CCheart: Marvin 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医心评论》的采访并欢迎再次来到CIT 大会。作为强生公司前高层管理者之一，在37 年的强生工作生涯中，您以睿智及卓越的领导力带领您的团队取得过许多“不可思议”甚至迄今在全球心脏病介入治疗领域都影响深远的成就，在追溯这些细节之前，您能否首先与我们分享一下37 年超长的强生职业生涯对您的人生究竟有着怎样不凡的意义？

Marvin L . Woodall ( 以下简称Marvin): 在强生工作以及担任强生介入器械事业部总裁一职是令我感到非常荣幸的人生经历。感谢这一特殊的领域，我和团队有机会去创造那些极具历史性意义的重要医疗器械。而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倍感幸运的是始终有一众伟大的医生共同进取，例如球囊扩张支架的发明者Julio  Parmarz 博士，以及另一核心团队成员Richard  Schatz 博士，当然还有Martin  B.  Leon 博士等等，他们在整个器械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心脏介入支架这一医疗器械如今已成为全球治疗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器械之一，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能够在推动其发展的过程中参与相关的工作，今年是自1988 年我们所参与研发的第一款球囊扩张冠脉支架（PALMAZ-SCHATZ）问世的25 周年，我尤为珍视其中的历史意义，它的问世是我所经历的该领域器械发展的第一个重大突破，其为今后的产品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

CCheart:  强生于上世纪80 年代初期开始逐渐进入中国市场，作为强生的重要决策者以及拓展中国市场过程的见证者之一，您和您的团队曾采取过哪些特别的策略去推动其进展？作为较早进入中国的一家国际公司，面临过哪些挑战？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应对的？

Marvin:  强生在美国本土以外和本土内都有着超过百年的经营历史。它是美国少有的几家本土外商业利润超过本土内商业利润的公司之一。在此基础上，将经营拓展到中国就显得顺理成章。不仅如此，中国有着很大的人口数量以及潜在的市场潜力，因此进入中国也是非常顺其自然的一个市场策略，加之八十年代初期起中国医疗保健事业进入快速进步时期，其为强生进入中国提供了重要、合理且绝佳的时机，用中国人的话讲是天时地利人和。讲到人和，事实上，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早在强生在中国建立公司之前的1983 年。当时我任职于强生的另一家公司，主要经营的产品是一种名为“Dinamap”的电子血压监测仪。因工作原因，我参加了1983 年中国天津举行的一次非常早期的医疗器械展。期间，我遇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国医生以及业内人士，有机会了解到中国的医生以及他们从事的工作，可以说那些难忘且愉快的经历无形中给我很大的启示。强生最早在中国的办公室就设立在北京的一家酒店内，是由美国总部派驻来的一名员工建立，强生（中国）就在那里开始，并不断提升。

CCheart: 1995 年，您发起了最早的药物洗脱支架（DES）研究，随后的产品成果成为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上市的首个DES 产品。您能分享一下这一器械的诞生过程吗？其中又有哪些经验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Marvin: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我们所研发的最早的支架产品，即今天所称的金属裸支架（BMS）。当年，BMS 还被称为B 支架，在其研发的过程我们发现了在支架上涂上聚合物以及特殊的药物将有机会大大防止增生的发生，因此我和团队开始与更广泛的团队人员展开新支架研发的合作，从中我们收获良多。至今记得合作过程中的一个有趣的插曲，我将受雇而来的两位优秀的医生，Platica博士（化学工程师）和Tony Leon 博士（药物学专家）关在一个房间，为其提供食物和经费，并告诉他们不拿出DES就不要出那个门。这个故事在今天仍常被我们当笑话谈起，但当年它却是事实。也正是由于两位医生的精诚合作与努力工作，DES 成为继球囊扩张冠脉支架后的又一个重大突破，并且得以在日后帮助全球医生提高支架手术的质量，且在无数有价值的研发产品层出不穷的今天仍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如果这个过程有何经验可以借鉴，我想说的是，确立清晰的目标，力争对的合作伙伴，然后全力以赴，通常好的事情就会随之发生。

CCheart:  您怎样看待DES 产业所带来的“附加值”？

Marvin:  这其中的附加值有许多。这个领域中的“先驱者”为整个行业建立起最初的一步，之后带动全球产业的建立。其中首先最显而易见和最有意义的一个价值就是带给患者的积极影响。在过去的25 年中，我们研发的器械帮助到了超过近5000 万例的患者。与此同时，我们也创造了一个产业，许多的公司由此在全球成功地开展他们的商业活动并带动了劳动力市场，这点从中国的市场也可见一斑。因此从某种程度讲，DES 产业即帮助了患者又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CCheart:  DES 曾一度被称为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医疗器械，您是怎样诠释类似这样“革命”性意义的新器械，例如今天的生物可吸收支架？

Marvin:  事实上，生物可吸收支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的出现可追溯到25 年前我的团队与美国杜克大学Richard Schatz 博士在其早年间所作的一些工作的合作过程。早在1989 年我们就尝试过发展生物可吸收支架的想法，但最终决定“收手”。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生物可吸收支架有违支架置入的初衷，即为患者将狭窄的动脉血管在其有生之年永久性地撑开。相对于有些研发人员认为的永久地将一个金属物置入冠脉终究不是很利于患者健康的想法，金属支架过去25 年所取得的成功或许能够为生物可吸收支架的研发提供许多可借鉴的信息，时至今日，我们仍没有摒弃它。我从不怀疑生物可吸收支架在构造方面的可行性，领域中目前就基本已拥有了成功的产品，或许它也将在心血管疾病治疗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仍有许多工作及大量的临床研究需要去做，需要掌握更多的循证依据，并去完全了解这一器械存在的意义以及其真实的临床效果。

CCheart:  您认为谁将成为市场中能够引领下一个创新浪潮并因此获益的领军者？

Marvin:  这个领军者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方是由那些极具创新思维的科学家、医生以及工程师等合作开创的新公司，他们的合作能够在支架器械上实现诸多创举，我把这类公司称为心脏疾病产业，其规模较小。另一方面显然是那些已存在于支架产业中的大公司，他们将在支架的基础理念上持续不断地推出新颖独特的概念。两者各有优势。但对我来讲，我更希望未来的支架能够真正变为患者的一个可传递的信息的来源。举例来讲，如果我们能将一个芯片固定在支架表面并随之置入人体，它将能够解读患者真实的即时血压，血液化学物质，PH 值以及相应的应对等级等等。事实上，所有这些科技都是独立存在的，但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人尝试将他们结合在支架技术上。因此，我希望看到下一个创新时期的引领者能够将支架变为一种可置入式的“信息源”。

CCheart:  您认为中国本土的支架产业是否已具备与国际大公司竞争的实力？他们又应如何整合自己的商业模式去迎接进入国际市场的挑战？

Marvin:  我认为中国的支架产业已经非常具有竞争力，相关数据显示有些国产支架已占到国内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但就我所知，中国支架尚未在国外市场出现，至少我还未在美国看到。在我看来要想成功走出国门，很重要的一点是产品具有创新性，其包括未来的支架设计，支架输送系统改进不同的金属物使用等方面。我参与过一些非常有前瞻性的有色金属测试，品种多达16 种。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通过与不同的化学物质、金属以及公式相结合，支架可以产生很多变化。中国拥有大量的先进技术，希望中国的支架产业也将得益于对创新的不断探索，或许可将支架变为我所谈及的一种“信息源”。另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常被人们所争论的价格问题。对于未来的产品，从某种方面来讲技术的重要性堪比价格。一个不重视技术提高，不给予其足够资金投入的公司，结果会是低价格的产品导致利润的降低进而又将减缓研发的脚步，从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漩涡。

CCheart: 我们知道您已于2001 年退休，但目前仍在诸多医疗及健康相关组织任职，您是怎样看待当前您担任的这些“新”角色的？

Marvin:  从这些角色当中，我确实能体会到一种成就感。其中，我非常荣幸在上世纪80 年代末及90 年代初参与并帮助了心血管基金研究会（Cardiovascular  ResearcFoundation，CRF）在华盛顿医院中心的成立，并曾担任CEO一职达3 年。很高兴我目前仍以主席团成员身份为其工作并与那些长久以来一直致力于提高全球心血管疾病的优秀，领导人、医生例如Martine B. Leon 博士，Gregg Stone 博士等一起努力前行，我们都为能有这样的一个组织而感到非常幸运。

CCheart: 作为CIT 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您，在促进其发展与国际间合作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如今，CIT 大会正向下一个十年迈进并被赋予了“合作、创新、转化”的全新愿景，你对它的未来有怎样的期许？

Marvin:    CIT 大会同样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优秀组织。例如CIT 的领导团队中有我们都熟知的高润霖院士，徐波秘书长等这些重要的核心推动者，他们使大会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前行，并且每一年都在成长，不断吸引着全球重要的相关组织加入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也是我们首次将“国际腔内血管外科专家协会”（the  InternationaSociety of Endovascular Specialists，ISES）引入CIT 大会，该组织在外周疾病治疗有更多的专业经验，其在CIT 期间会设有很多相关专业的论坛，这也是大会对未来发展的方向的期许之一，期望更多类似这样的合作能够成功发展。除此之外，我所想强调的一点是有关在中国进行的大量的临床研究的发布，我认为其是提升大会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也希望能鼓励更多的临床研究结果在CIT大会上发布，并期待大会将以此得到更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