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与了两项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研究的学者们近日称，“妇女健康研究（WHI）”和“抗高血压及降脂治疗在预防心脏事件中作用）ALLHAT)”研究正在改变着医生们处理心脏病患者时的方式，这一点可以从处方数据中得出。在WHI研究结果于去年公布后，绝经期后激素替代治疗和使用 -受体阻滞剂治疗高血压的情况已经大为减少，而ALLHAt研究的初步结果于2000年公布后，多沙唑嗪的使用量也下降了许多。

这一发现将在2004年1月7日出版的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两篇文章中分别报道。

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两篇文章的主要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的Randall S Stafford教授说道：“我们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卫生健康系统的确受到了研究结论的影响，这与过去的情况不同，过去人们总是评论临床工作对研究的反应不够积极。”
他说：“我认为临床研究的确对实际工作有很大影响，它们已经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局限在医疗领域，而成为了这一系统内外共同关注的事情。”他推测说：”我们认为现在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已经占到了主导地位，是他们影响了医生的判断，即究竟是否将临床研究的结果应用在实际工作中。这是一件有利有弊的事。

戏剧性的下降
在两篇文章中，研究人员分别观察了WHI的影响和ALLHAT对多沙唑嗪的影响。

对于绝经期后激素替代治疗，他们采用了1995年1月到2003年7月间的数据，这一时间是WHI结果公布后的一年期。国家药品处方审计数据提供了由零售商提供的激素替代治疗药物数量，而国家疾病与治疗指数数据提供了从业医生所提供的激素替代治疗药物数量。

在1995－1999年间，销售额从最初的5800万美元激增至9000万美元，然后维持于这一水平直到2002年。在此期间，新型口服雌孕激素复合制剂层出不穷，其中70％的处方出自妇产科医生之手。

在WHI研究结论公布后，处方量在第一个月内便戏剧性的降低了。2003年1－6月间，Prempro（一种雌孕激素复合制剂）的处方量下降了66％，Premarin（雌激素）的处方量下降了33％。而低计量的Premarin阴道栓剂的使用量则稍有上升。
学者们指出：“2003年7月后的处方量保持了这一水平，年内总销售额为5700万美元，这仅与1995年的水平相当。”

逆转趋势：
于2004年四月公布的ALLHAT研究结果对于多沙唑嗪的影响则稍稍复杂一些，在那次研究的结论中，学者们认为使用多沙唑嗪控制高血压的患者其基本观察终点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相对较多，尤其是心衰的发病率比其他治疗组患者高。

他们同样使用了上述两个数据库来评价 -受体阻滞剂。在ALLHAT研究结论公布之前，其处方量在1996－1999年间稳步增长，而在1999－2002年间， -受体阻滞剂的处方量则下降了26％，其中零售处方下降了22％，而医生的报告为54％。

多沙唑嗪的情况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适应症，但Stafford等指出，即使是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仍然认为先前公布的ALLHAT研究结果对医生的决定产生了影响。

最后，在随文评论中，加拿大学者们观察了Ontario省在ALLHAT研究后的处方情况，发现在ACE抑制剂和钙离子拮抗剂的使用测量与利尿剂的使用测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由于研究显示二者在效果上基本相同，而后者的花费要小许多，因此利尿剂已经被作为高血压治疗的一线药物使用了。

研究的主要负责人，Evaluative临床中心的Peter C Austin教授及他的同事们发现在ALLHAT研究公布后的四个月时间内，处方市场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即利尿剂的使用量（噻嗪类）大大增加，而ACE抑制剂和ACE受体阻断剂的使用量则持续下降。钙离子拮抗剂的情况是在结果公布后的两个月内下降明显，而在随后的两个月中保持了稳定。

学者们总结说：“我们通过随机观察发现了处方市场上这些显著的变化，在对待高血压上，医生们明显受到了研究结果的影响。噻嗪类利尿剂的低开销使它赢得了部分由ACE抑制剂，ACE受体阻滞剂和钙离子拮抗剂把持的市场，这完全是研究的影响。”

对医生行为的影响：
在一篇随文评论中，来自多伦多大学的C David Naylor教授讨论了影响医生处方的多种力量。他说：“如何处方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医生总是凭自己的经验和事实做出科学的选择，而经济因素也常常发挥着作用。”

他总结道：“医药公司只是希望医生和患者采用他们的药品，很多临床研究都是有明确方向性的而非完全客观的。处方的权利是神圣的，但它常常被各种因素所玷污，尽管医法无处不在，但漏洞也无处不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更多研究来认定这些影响医生处方的因素，从而使他们更理智的为患者服务。”

Naylor在接受HeartWire采访时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他说：“当一个药物显示出正面效果时，药厂便会依此对其进行宣传。这首先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宣传，患者和医生就无法知道它的优点并采用。但这种宣传往往夸大其词，这将产生一些误导，因此公司的促销或其他宣传方式是否得当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他指出Stafford等研究的局限在于他们只观察了在临床研究中被证实具有负面效果的药物的情况，而忽视了那些结果积极的药物。他说，最重要的还是医生自身的判断和职业道德，研究只是影响决定处方的一部分因素，并非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