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9日，医心网记者有幸采访了“西京-美国Mayo Clinic心血管病学新进展研讨会”联合主席，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王海昌教授。采访期间，回想起“西京-Mayo研讨会”走过的风雨历程，王教授心情激动，与记者一同分享了西京医院与Mayo Clinic的十四载越洋友谊。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发展，“西京-Mayo”学术交流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记者：王教授，您好！“西京-美国Mayo Clinic心血管病学新进展研讨会”到如今已经是第13届了。能否请您简要回顾一下西京-Mayo研讨会的发展历史？

王海昌教授：“西京-Mayo Clinic 心血管病学新进展研讨会”今年是第13届，2001年由于9.11事件使原定于9.14号召开的会议被迫暂停1年，从这个意义上讲，“西京-Mayo Clinic 心血管病学新进展研讨会”已历时14年。14年前的中国无论是在医院导管室设备还是医生观念都非常落后，尤其是中国西部，医生很少有机会出国，并且我们刚刚开始接触射频消融，所以，遇到“右侧旁道”和“双径路”介导的手术以及支架置入手术都是由Mayo专家帮助我们完成。当年Mayo专家带来的新信息都是以“西京-Mayo Clinic 心血管病学新进展研讨会”的形式传播出去，对于推动西京医院科室发展，Mayo Clinic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虽然每次从Mayo来到西京医院的只有3个、5个，最多8个医生，但是他们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很难用一个量词来形容。

“交流”和“共享”是Mayo Clinic的创办精神，从Mayo的长远历史发展中我们看到，Mayo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新技术、新信息，而是美国同行的一种精神。有时候我也在想，像Mayo Clinic这种在美国可以排名第一、第二的医院，却有很多医生连续13次到一个城市（西安），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学术交流，这种精神很值得中国医生学习，所以说中国大的医院，知名的专家如果也能像他们一样坚持做下去的话——对于一些落后、信息比较闭塞一些的、水平低一点的地区和医院有针对性地做一些培训、宣教，都将会取得长远的有益的效果。 

除此之外，我们两家在很多方面都有立项，这也是双方合作的一大特色。举个例子，我们对美国医生考执照培训的教材的第二版、第三版进行了中文翻译，尤其是我们第二版出版后，香港、台湾的医生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也由仅仅是Mayo会学术交流拓展到更多的合作领域。

原来Mayo比我们的水平高得太多，现在这种差距在缩小，所以，在13届会上，我们双方还有一个双方对等交流，其中包括我们的导管室建设，这次AHA的前主席和Mayo出版社的社长都来参会，相信，他们一定会感觉到西京医院的导管室跟他们自己的是没有区别的，还有我们做的Fireman临床试验和马上开展的三腔起搏器的ADOPT实验以及我们对急性冠脉综合征药物支架应用的初步结果。 

记者：您对多年来长期支持“西京-美国Mayo Clinic 心血管病学新进展研讨会”的国内外专家和参会代表有哪些心里话要讲？

王海昌教授：要能够把一个学术会坚持做到13届并且还能够坚持再继续做下去，它并不是一个人或一方的努力能够做到的。这离不开美国专家支持和Mayo Clinic 院方和Mayo Foundation 的支持，他们的贡献不可磨灭。许多中国同行也给予我们一贯的支持，通过讨论、提供病例等形式参与了许多工作。

在这里，我要特别对许多参与“西京-美国Mayo Clinic 心血管病学新进展研讨会”的公司给我们的帮助表示感谢。因为这些公司在推动Mayo会，特别是在推动西部介入界和心血管界知识的普及、技术的提高和新思路的推广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公司的支持，“西京-美国Mayo Clinic 心血管病学新进展研讨会”不会有今天的成功。

记者：本届研讨会将和第二届中国西部心血管病学术会议以及西安交大一附院的“冠心病诊治新进展”研讨会共同举办。您认为这会给本届研讨会带来哪些亮点？您对本届研讨会有着什么样的期待？

王海昌教授：虽然我们有CIT、介入沙龙、介入论坛会等等全国性大会，但是对于西部医生来说他们不一定有机会、甚至不一定有资源来参加这样的大会。但是，西部却有很多边远和基层的医生，他们起点低，接触外界的信息少，为了缩小这些偏远地区跟全国其他先进的沿海城市以及像北京、上海这样介入工作开展得好的城市的差距，我们发动了这样一个自发性的以病例讨论为主的西部心血管病诊治新进展的会议。第一届在成都，由华西医院承办；第二届西部会是由西京医院和西安交大一附院共同承办，由于西安的介入水平和冠心病的诊治水平在西部地区相对比较高，会使这次会议亮点更多——病例会更全，授课专家会更多，重要的是，医生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会，必然会给西安和周边的医生带来直接的好处。 

记者：FIREMAN临床研究项目开展得很顺利，并且已经确定再延长两年的临床随访。对此，您如何评价？

王海昌教授：目前国产药物支架（DES）——Firebird在中国冠心病患者中应用的初步结果非常好,得到了患者、中国的同行乃至世界同行的首肯。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只能说它好，但是究竟好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确切临床数据的支持，这同样也是我们国产品牌走向世界讲台的重要步骤，基于这些因素，我们开展了“火鸟支架在复杂冠状动脉病变中的作用的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观察”，其历史意义、临床意义以及更深远的意义不言而喻。因为在中国我们欠缺的不是患者，不是医生，也不是产品，我们缺的只是在现有的临床工作基础上具有科研水平、科研性质一些大型的有中国特色的项目。那么FIREMAN试验可以说它是中国第一个正规国产DES在复杂病变中安全性、有效性的临床实验，至于其结果好坏，值得我们期待……除此之外，我认为FIREMAN的临床试验意义不单单是证明我们国产药物洗脱支架在复杂病变中的效果良好，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证明我们中国可以做跟世界同等高水平的临床试验。中国的临床试验还会越来越多开展下去，我们希望我们总结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经验能与所有中国同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