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发现最近医疗专业协会学术年会上发布的厂家发起的研究100%得到了支持应用某产品的结果。该研究由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Thomas Finucane和Chad Boult完成，发表在2004年12月1日的美国医学杂志上。

Finucane说，“该发现的压倒性特点有点令人吃惊，但是反过来说如果结果不支持应用某产品也很奇怪，作为回报得出有意义的结果。”

本分析中研究者回顾了医疗专业协会年会上发布的所有论著摘要和张贴壁报。两个独立的评估者将各个研究分为阳性（支持研究药物）和阴性，以及是否是有医药公司赞助。研究者采用X2统计分析评价评估者的统一性以及结果和研究发起者的联系。

作者统一不点出医疗协会的名字，以保护个别研究者的匿名权，也避免了所有研究者要求同意。Finucane说他和Boult正在考虑开展第二个两个协会的更大研究，并在研究中指出协会名称。

研究者说多数商业产品的研究有可能在医疗专业协会上发布，他们指出在学术会议上发布能赢得学术上的信誉，并经常被商业性材料引用，从而影响医生的处方习惯。结果的1/3－2/3将随后在学术杂志上发表。

Finucane 和 Boult发现获得发布邀请很容易，提交摘要的84%在会议上发布，发布的摘要中商业赞助大大 增加了支持所研究药物的可能性。所有的商业赞助的药物研究都得出了有利于研究药物的结果，而非商业赞助的研究2/3得出阳性结果(p=0.0007)。

医药公司资助和研究结构资助的联系

他们说，“我们研究得出的推理的限制因素包括样本量（仅来自一个协会的一个会议）、不能明确排除确定6个阴性研究的商业资助、发布的研究资料不完整以及会议上被否决或撤出的研究摘要。”

在访谈中Finucane说，“如果仅一个协会这样我将非常吃惊，药物公司以直接损害患者的做法影响到了学术。我很遗憾的发现医药公司从贫困潦倒的患者那儿赚取钱财，并提供给医生免费的午餐。”

研究者呼吁公布完整的资料、制订针对预后偏倚的政策以及帮助处理商业和学术兴趣间冲突的教育，否则学术会议上医药公司赞助的研究将陷入困境。

在同时发表的社论上，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旧金山退伍军人医疗中心的Seth Landefeld说，“推荐的举措完全合理，但无法充分实现，”他解释说，“公开财务上的冲突和兴趣效果有限，并不能完全消除偏倚或对实践的影响。事实上所有的研究都被接受在会议上发布，改变研究选择标准不会有作用。教育和培训也不能消除偏倚，发现也很困难，以前的回顾也表明不能消除发表文章中的商业偏倚。”

呼吁建立独立的公共资助的研究结构

Landefeld呼吁国立制药研究所对独立的相互检查给予资助，同样国立卫生研究所也应有资助，而不是由一个以利润为目的的研究组织来资助。独立结构应该是制药工业综合性的资助，其调控需要FDA认可，明确证据是否来自独立公共机构或相当的机构赞助。

Landefeld说，“令人注目的证据表明商业赞助的研究存在偏倚，医生不能可靠的发现传递给他们的信息的偏倚，没有证据表明个别的研究能可靠的发现并纠正偏倚，更多的例子表明医药公司使用这些偏倚性的证据来刺激销售，那么商业赞助的研究还能信任吗？”他说为了学术的发展和医疗的改善，商业赞助研究的可靠性至关重要，“消除了商业偏倚的研究才是可靠的。”